Q：
大寶因涉嫌販賣海洛因予二寶，遭警查獲並移送檢察官偵辦，在該案偵查期間，承辦員警另依通訊監察譯文之內容，合理懷疑大寶於民國107年1月1日有販賣海洛因予三寶之行為，遂通知大寶前來接受詢問並告知權利及罪名，且提示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及告知特定犯罪事實，惟大寶堅稱並未販賣任何毒品予三寶。迨檢察官取得大寶該次之警詢筆錄後，並無傳喚致未再行偵訊大寶，以查證三寶證述其毒品來源為大寶之真實性，即依憑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及三寶證述內容，就大寶販賣第1級毒品予三寶之犯行提起公訴。

大寶嗣於法院審理時，皆自白其有販賣海洛因予三寶之事實。試問：大寶能否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：「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。」（下稱本規定）以偵審自白之規定減輕其刑？

A：
最高法院於108年度第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採區分不同情況之看法，蓋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、第96條之規定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，並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。然而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100條之2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，準用之。

從而，若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，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，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，均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，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，致使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，甚或自白，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，難謂非違反上開程序規定，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，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。故於承辦員警未行警詢及檢察官疏未偵訊，即行結案、起訴之特別狀況，被告祇要審判中自白，應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，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。

反之，司法警察既為偵查輔助機關，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，於其製作被告之警詢筆錄時，既已就蒐證所知之犯罪事實詢問被告，使被告得以申辯、澄清其有無涉案，究難謂於偵查階段未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。縱使其後檢察官認為事證已明且達起訴門檻，未待偵訊被告即提起公訴，亦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，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之規定，尚無違法剝奪被告訴訟防禦權之可言。

是以，除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，就是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犯罪事實「未曾」詢問被告，且檢察官於起訴前又「未」進行偵訊，二者條件兼備，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，始得例外承認僅以審判中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，一般言之，均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，始有適用本規定之餘地。倘司法警察詢問時，被告業已否認犯罪，檢察官其後雖未再訊問，惟被告在偵查中既非全無辯明犯罪嫌疑、爭取自白減刑之機會，卻心存僥倖而在警詢時否認犯罪，冀圖脫免刑責，與本規定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、悔過，並期訴訟經濟、節約司法資源之立法目的明顯有違，即令被告嗣後於審判中自白，仍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。

依此見解，於本案例中，大寶既已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事實時，明確否認曾有販賣海洛因予三寶之情事，應可認為大寶已有向職司偵查犯罪之公務員辯明其犯罪嫌疑之機會，不因其後檢察官並未對其實施偵訊而異其認定。則大寶於偵查中並未自白上開販毒事實，即令於法院案件審理時坦承認罪，仍與本規定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之要件不合，自無從援引上開規定而減輕其刑。

<主持律師黃仕翰、陳俊翔律師>